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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38节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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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目标非常明确,且非常简单粗暴,那就往这方面狠狠地干。

所以京东东路的官员们,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青苗钱全部借贷出去,争取最大的利润,这可都是政绩。

但要是平时这么干,那这自然会弄得怨声载道。

那些官吏、大地主可没有这么好说话。

不过早在汴梁试行免役法时,王安石、吕惠卿就已经开始对此布局,就是利用汴梁权贵的恐慌情绪,去威胁其它地区的官员。

你们要不支持我的新政,自主申报和税务司就会上门。

虽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,但王安石心里非常清楚,这么做下去,新政将完全受制于司马光的司法改革。

然而,司马光他们搞司法改革,就是为了反对新政的。

与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,别人不知道,但王安石肯定是没有这么傻,他从未想过要将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国。

可在当时,他的威胁论,其实效果一般。

因为很多人认为,就是你王安石将我们这些特权人士纳入到免役税中,你要不纳入进去,什么申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,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,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吗?

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依旧是与日俱增。

但是随着公检法在河中府推行后,地方官员渐渐意识到,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,一旦官员失去司法大权,别说这权力和金钱,就连性命都成问题,随时可能面临检察院方面的起诉,而他们的关系,是完全行不通的。

当然,他们能够这么快得知河中府的情况,也是吕惠卿他们努力的结果。

二者一比,新法真香。

因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权力,同时引入一波新人入场,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,其实走得还是法家路线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就是要加强官府的权力,只是会打击到士绅阶级的利益。

简单来说,司法改革对于官员们而言,是纯粹的损失,而新法对于官员们而言,只是得失之间的取舍。

必然是选新法。

当然,这部分官员是没有范仲淹他们那种坚定的政治理念,他们之前就是保守派的那帮人,捍卫的是自身权益,在这基础上,他们才会考虑到国家利益。

然而,如范存入、苏辙、苏轼他们这些人,个个都是心怀抱负,有着很坚定的政治理想,他们就宁可受到司法改革的束缚,也不愿意向新法妥协。

但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,由于大多数地方官员都支持,这个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推行的非常迅速。

很快就抵达登州。

登州的情况也跟济南府差不多,先是面向乡村放贷青苗钱,如果借出去的钱不多,官府再联合乡绅、地主,分摊这青苗钱。

范纯仁得知之后,立刻就此提起上诉,这跟青苗法的规定不一样,但跟他预想中的是一模一样。

然并卵。

官府不可能判自己违法,直接表示这是官府政令,你们司法无权干预。

再加上那些大地主、乡绅也不是说完全是被逼的,虽然他们也有些郁闷,但也都是自己点头答应,到底官府也只是给他们的是两分利,只要以两分利放出去,不亏就行。

这总比税务司来要好!

相反,河中府的情况,就大不一样。

韩绛的到来,确实重振官府威望,但也就是一个波峰,很快就过去,青苗法直接就变成以工代赈。

真正拿抵押物借钱的人,都跑去马家解库铺。

相比起官府而言,大家还是更喜欢与商人合作,至少地位上大家是平等。

这声势是远不如京东东路,就还是如平常一样,没有掀起太多波澜,只是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,这节奏在变快,大家都急着挣钱。

尤其是官府开始对外发放小面值的盐钞,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。

商人、富户压抑多年的情况,终于在公检法的庇佑下,开始爆发。

以往大多数商人也不敢这么嚣张的挣钱,除非你有关系,否则的话,官府肯定会上门的。那些富户就更加可怜,为了躲避衙前役,不但将土地卖了,还不惜自残身体,与父子断绝关系,等等。

马家解库铺出来之后,这土地交易就在迅速激增。

有些人要本钱做买卖,那就卖土地,有些人想成为地主,那就买土地。

可是,这表面的平静下,却暗藏着危机和更加尖锐的矛盾。

这些人都不傻,他们心里非常清楚,青苗法那不过是欲盖弥彰,根本不值一提,真正的威胁始终是税务司,他们也没有过多去关注青苗法的执行,而是在想办法躲避税务司。

河道上,一艘小舟缓缓驶过,仓里坐着二人。

其中一人道:“我们税务司的人都是靠奖金过日子,大家早就划分好区域,免得查到一块去了,谁也不想将自己的奖金分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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